【汇旺担保】白话文学

[拼音]:baihua wenxue

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。在中国古代,虽早已存在用浅近通俗、接近口语的白话所写的文学作品,却始终未能与文言作品相抗衡并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正宗。近代在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时的情况下,为适应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,先后流行过一些颇有影响的白话书报,“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,是专为通俗易解,可以普及常识,并非取文言而代之。主张以白话代文言,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,这是从《新青年》时代开始的”(蔡元培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总序》)。在1917年1月胡适于《新青年》杂志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,提出建立“言文合一”的国语所写的“活文学”,即白话文学的主张,断言“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,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”,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陈独秀在接著发表的《文学革命论》中提出的文学革命“三大主义”,比胡适侧重文学形式的改良更进一步,已经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,使白话文学成为与雕琢阿谀、陈腐艰涩的封建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平易新鲜、明了通俗的国民文学。1918年,胡适在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》、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中进一步论证了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,他认为“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”,“中国若想有活文学,必须用白话,必须用国语,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”。以白话取代文言,作为新的文学语言,对于新文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但胡适把这夸大为建设新文学的“唯一宗旨”。针对这种孤立地注重文学语言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,李大钊、鲁迅等人当时就在文章中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新文学中的重要性。李大钊说:“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,算不得新文学”,新文学应有“巨集深的思想、学理,坚信的主义,优美的文艺,博爱的精神”为土壤根基(《什么是新文学》)。鲁迅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以进步的思想是最要紧的,白话文学只讲形式改良而“倘若思想照旧,便仍然换牌不换货”(《集外集·渡河与引路》)。“五四”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白话诗。鲁迅发表的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等小说,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。大量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更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,证明“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,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”(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)。经过这些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,现代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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